各国普遍认为，全球衰退已成定局。在此环境下应如何投资？向哪里投资？企业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此时，总法律顾问成为了企业抓住机会的关键，他们的忠告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尽管有许多乐观的迹象，但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对市场的认知至关重要。蒲安阳将拨开迷雾，分析当前的重要投资趋势
随着并购市场的蓬勃发展和国际项目融资的快速增长，投资市场在去年呈现明显反弹势头，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2022年世界投资报告》强调，乌克兰战争和久未结束的疫情让许多国家经历了粮食、燃料和金融三重危机。
6月发布的这份报告预计，2022年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进入下行轨道，充其量保持平稳，而发达国家的FDI审查有增加的趋势。
UNCTAD的报告指出，去年FDI的复苏为所有地区带来了增长，主要得益于并购交易和跨国企业的高水平留存收益。2021年，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翻了一番多，从前一年的4080亿美元增至1.3万亿美元。
对于供职企业在海外投资或考虑在海外投资的法务而言，有些趋势令人欣喜，有些趋势需要警惕。法务团队需要时刻警觉的是，各国围绕着主权与安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监管也必定随之改变，这也反映在对外和对内的投资趋势中。
“公司意识到必须提高供应链的韧性，这就要求公司到海外投资，”Steven Okun说。他是驻新加坡的亚太美国商会主席，也是APAC Advisors的创始人兼CEO。
Okun认为，各项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亚太区的供应链多元发展创造了灵活空间，这对企业带来的好处刚刚开始显现。由美国牵头，包含14个成员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致力于打造更有韧性、更稳健和包容的供应链，具体措施可能包括建立信息共享和危机应对机制，加强供应链物流和透明度，提升培训力度以确保有充足的技术工人。
Okun说，“这些措施一旦落实，将进一步提高亚洲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意愿。”
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强国，预计将继续向海外扩张，寻求投资目标。“本土经济疲软，日本企业必须到海外投资，”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东京代表处合伙人 Junko Suetomi说，“总体而言，我预计亚洲的投资增长将集中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半导体和能源领域。”
而拟赴日投资的企业应注意该国的《外汇与外国贸易法》，该法规定，如企业拟收购股权，重组时更换股东，或开展其他特定活动，应事先通过日本央行申报。2019年修正案收紧了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外资股权占比超1%即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敏感，须申报审批，而修正前的这一门槛值是10%。
驻香港的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ACC）东亚区高级总监Ian Robertson认为，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从外商投资角度看，也相对简单。
“美国庞大的市场是吸引日本和亚洲投资者的原因——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市场，GDP达23万亿美元，人口近3.34亿，”Robertson说，“美国吸引亚洲投资者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可以在美国建立研发部门，纵然有关中国的种种言论不断，但创新仍然大都出自美国。”
中国的挑战
在2021年经历强劲增长后，今年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投资放缓。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21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9%，达到1452亿美元，投资主要流向一带一路和东盟国家。而2021年对美投资较前一年下滑30%，仅60亿美元。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上海高级合伙人李雄说，新冠疫情限制出行，加上政治局势紧张，企业很难在主要发达市场开展大规模交易。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形势”，李雄说，“区域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仍然牵制着全球经济发展。”
在李雄看来，中国疫情抬头是影响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另一因素。在短期，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态度偏向谨慎。他说，“但海外市场能从根本上转变企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对中国企业仍有吸引力，新能源汽车领域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监管，李雄注意到，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在过去12个月并没有显著变化，主要任务依然是鼓励企业在医疗、科技、先进制造业、能源和资源等重点领域开展合适的对外投资。在对内投资方面，较高的GDP增长和相关投资限制的废除也维持并提振了FDI水平。
“为了提振危机下的FDI水平，中国政府修订了负面清单，更多行业向投资开放，还有一些行业的投资限制被撤销，”李雄说，“另外，最近公布的五年计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也表明政府意欲在不久的将来放宽更多限制，以期刺激FDI的增长，使其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鉴于中国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态度有所放松，李雄预计，科技或软件及科技赋能的企业将继续引领交易量的增长。
李雄还说，“仿制药、绿色能源和数据资产领域的投资和并购可能激增，而其他领域，尤其是教育等严监管领域的并购活动可能放缓，甚至下滑。”
美富律师事务所香港合伙人兼全球私募股权业务主管Marcia Ellis提到，除全球宏观经济不景气之外，与中国相关的交易还受中国国内监管环境变化和国际监管及执法重点转变的影响，这些变化都影响着中国相关的交易。
“放眼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家安全审查的强化继续制约着对外投资活动，”Ellis表示，“以往的理想标的所在区域，比如美国和欧洲，也加强了对敏感行业外商投资的审查。”
“因此，中国收购方通常向其他市场寻找机会，如东南亚、中东和拉丁美洲，”Ellis 补充说。
但Ellis相信，那些活跃于中国的企业和私募股权投资人的长期情绪依然是乐观的。支持减排、数字化和国内消费等国家政策支持的领域将产生有吸引力的战略并购交易，与共同富裕主题相关的投资也同样吸引投资者。
Ellis 说：“我们观察到，在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医疗与生命科学，以及替代能源领域，今年已有大量交易完成，投资者希望借此提高目标市场的份额，深化产能。”
东南亚
据UNCTAD的报告，东南亚2021年的FDI流入量较上一年增长了44%，被誉为FDI增长引擎。总体而言，亚洲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增长了19%，达到61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一增长主要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而东南亚的崛起主要靠制造业、数字经济和基建的强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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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球FDI流入和流出量均有提升。而在东南亚，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流出量有增加。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教授夏竹立（Julien Chaisse）表示，亚洲的跨国企业贡献了大量的FDI流出量，这些企业将继续进军利润更高的北美、欧盟和亚洲市场，因此，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将保持增长势头，在下一年进一步提升。
“已有多个指标显示，制造业、服务业、高科技（数字经济）领域和基建领域将吸收最大比例的投资额，”夏竹立说，“有没有投资下滑的行业呢？我认为有两个：采掘业和运输业。”
夏竹立注意到，东南亚的投资流入量在过去三年都呈显著增长趋势，尤其是马来西亚。“马亚西亚吸引了大量的FDI流入，越南和新加坡也是，但它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半导体行业吸引了FDI流入，这在接下来几年有重要意义，这一领域有进一步扩张的巨大潜力，”夏竹立说。
美富新加坡合伙人洪立建也注意到，东南亚科技、支付和数据中心领域收购和投资交易活跃。但他提醒，因流动性收紧和其他宏观因素，收购方和投资人变得更谨慎了，所以这些交易的完成将花费更长时间。
由于东南亚各国市场差异较大，洪立建建议收购方或投资人向对当地市场有深入了解的法律顾问寻求建议。
“如果当前的市场条件持续，甚至恶化，交易条款可能对买方更有利”，洪立建说，“举个例子，我们遇过投资者要求更激进的清算优先权，或者，如果是可转债投资，要求更高的信息权和治理权，以及转换时更高的折现率。”
来自马尼拉的菲律宾投资局副主席兼主管Ceferino Rodolfo持乐观态度，他相信菲律宾今年的FDI流入量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菲律宾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最近该国《零售贸易宽松法》《公共服务法》和《外商投资法》经过修订，监管放宽，这些是主要驱动因素。
菲律宾央行最近发布了2021年该国最终FDI流入量统计，FDI流入量从2020年的68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24.1亿美元。
“2022年大部分股票配售的资金来自新加坡、日本、美国、香港和德国”，Rodolfo说，“主要流向制造业、电力、天然气、蒸汽和空调、金融与保险，以及房地产业行。”
在过去五年，获菲律宾投资局批准的外商投资来源国主要是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荷兰和韩国。
印度“设墙”
由于过去五年来自中国的投资额增长迅速，而中印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印度正式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审查流程。印度政府在2020年发布通知（Press Note 3），限制来自邻国的FDI投资。
“过去，印度只是有选择地对一些外商投资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新德里大恒竺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白大山（Santosh Pai）指出。“但Press Note 3规定，如果对印度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投资来自和印度接壤的国家，这些项目都要审批。”
印度对来自中国的逾200份互联网申请签发了禁令，数字经济领域的中国投资项目可能会受到更严格审查。但白大山认为，中国私营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不大可能受到影响，尤其是能产生大量就业岗位的项目。伴有关键专有技术转让的合营企业项目也会受到欢迎。
Press Note 3适用于受益所有人位于交界国，或属于交界国公民的在印投资项目，不过，新德里S&R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Mohit Gogia注意到，该通知并没有规定如何计算和运用受益所有权测试，迄今也没有进一步明确。
“面对中国供应中断，印度和印度企业意欲替代中国，邀请各国企业来印建厂，寻找合作伙伴，而不是寻找收购目标，”Gogia说。
“同时，印度的大集团一直对海外的优良资产感兴趣，但其中一些交易受到全球债权市场利率的影响。”
据Gogia介绍，监管方面的一大变化是跨境交易领域的海外投资新规。在新规之前，如国外被投资企业在印度有业务，则印度企业不得对该外国企业做出投资，但新规放宽了这一限制，如果被投资企业在印度有不超过两个层级的子公司，则对该企业的投资无须获得印度央行的审批。
大恒竺成的白大山也认为，新规对海外投资的放宽将推动海外投资的发展，并注意到，尽管有疫情，印度的FDI呈现了稳步增长。
印度一直希望吸引跨国企业来印投资并从中获益，这些企业希望借此提高全球供应链多样性和韧性，因此，白大山建议，瞄准印度市场的企业总法律顾问可关注印度最近通过快速谈判与阿联酋和澳大利亚缔结的双边自贸协定。“预计印度还将与英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和地区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白大山说，“这类协定也将刺激印度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
美国意图
五月，各方期待已久的印太经济框架启动，毫无疑问，拜登政府追求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格局。据首尔Yoon & Yang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李俊相观察，韩国反应热烈，尤其是在总统尹锡悦鼓励企业赴美投资之后。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韩国的政治和经济一直密不可分，新一届政府也毫不掩饰其亲商和亲美意图，”李俊相说。
在美国企业眼中，外国投资者是附带更优经济条款的替代融资来源，在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驻波士顿合伙人Carl Valenstein看来，一些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则将这些投资视为获取外国技术、产品和人才以壮大本国市场的途径。
但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审查，外国投资者须考虑如何为投资项目融资、项目由谁所有和控制，以及项目是否涉及任何其他外国政府，此处所指政府即特别关注国家的国有企业。
“投资者能否参与美国市场，这取决于投资者的声誉，以及投资者是否受制裁、过往与美国联邦各机构打交道的记录是否良好，”Valenstein说，“拜登政府为了保护国内的生产和供应，会越来越多地利用联邦机制。”
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该法案为美国半导体行业补贴近530亿美元，并为半导体制造和相关设备的资本开支提供了附带条件的25%投资税优惠。半导体企业一旦接受联邦政府资助，其在中国以及其他特别关注国家的任何大幅增产计划必须事先通知商务部并申请审批。
来自ACC的Ian Robertson观察到，这一法案吸引了亚洲的半导体公司来美投资，这也预示着接下来几年的全球需求。“鉴于当前半导体的供应链问题，美国政府非常清楚他们的制造业企业非常依赖远东的半导体供应链，”Robertson说，“说美国国会将此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不夸张，因为全球75%的半导体产能来自东亚。”
一旦接收美国联邦资助，半导体企业在10年内不得在中国进行先进制程的增产和升级，因此韩国领先的半导体企业——三星和SK海力士已经在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的现有生产设施。
Robertson提醒，面向美国市场的总法律顾问应注意反垄断监管，这是投资者应特别小心的领域。金额不超过1.01亿美元的交易不受《哈特-斯考特-罗丁诺反托拉斯促进法》的合并管控，但可能受制于其他与竞争、合并事务无关的法律。
尽管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美国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其次是韩国和中国，GSC Potomac的管理合伙人蒋兆康认为这些投资流入微不足道。GSC Potomac是华盛顿一家提供全球供应链和贸易法律服务的公司。“美国的FDI流入中，约70%来自欧洲，主要是荷兰、英国、德国、卢森堡、瑞士、法国和爱尔兰，”蒋兆康说，“亚洲投资在美国有巨大增长空间。”
国家安全
为了“强化和现代化”CFIUS对FDI的国家安全审查，美国国会在2020年通过了《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提出了与美国重要科技公司相关的强制申报要求。许多人认为这种安全考虑主要针对中国企业，但Robertson 认为形势已大不同，近年来，中国投资触发CFIUS申报要求或交易审查的案例相对较少。
“也可以说，这正是因为CFIUS起到了震慑的效果，中国投资者不敢再到美国开展任何敏感的投资项目，”Robertson说，“亚洲投资者，凡考虑赴美投资，并对目标实体实施某种形式控制权，且项目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都将受到CFIUS的严厉质询。”
FIRRMA及其实施指南的重点监测对象是外国人对关键技术、基建和敏感个人数据领域的投资，在这些领域，即使是非控制权的投资交易也会触发CFIUS的申报要求。
由于监管审查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收购交易，锦天城所的李雄建议中国投资者以少数股权投资和战略合作起步，这既能解决监管方面的担忧，又能为企业赢得更多机会、时间和空间来寻找合适的标的。
“要避开国家安全审查，交易和合同用语也应注意，”李雄说，“有很多策略可以解决这方面担忧。比如，企业可以更巧妙地设计交易结构，以规避强制申报要求，或不让交易落入当地国家安全审查范围。”
李雄补充说，双方还可考虑采取缓解策略来解决国家安全审查问题，比如，双方可签署特殊技术安全审查协议，实施代理控制，或剥离涉及国家安全的资产和产品线。
各国都在制定审查机制，香港城市大学的夏竹立教授认为各国重申主权是大势所趋。各国都在建立能让他们更好地控制FDI的机制。
“国家安全也是单边主义的表现，因为国家安全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夏竹立说，“国家安全审查导致FDI项目被拒，这方面的争议会越来越多，可能之后会演变成国际争议，提交到投资仲裁庭，或者世界贸易组织，这确实会引发法律层面的担忧。”
“无论如何，制定国家安全法律和政策已获得普遍认可，”夏竹立说。他还补充 ：“我认为这个趋势将决定接下来10年的国内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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