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部的首席律师在为中国商业法改革献策时显示出锐利的目光。他向全伟忠讲述了自己作为法律总顾问的职业生涯以及对中国战略的看法
这是一位仕途平步青云的法律总顾问。提名他任职美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的不是别人，正是奥巴马总统。有理由相信，如果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在新一轮总统大选中胜出，并成功进驻白宫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那么Kelly Welsh的官场之路将更加飞黄腾达。
哈佛大学毕业、法学功底扎实的Welsh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广的人脉。在担任商务部法律总顾问行将一年之际，他接受《商法》专访，讲述其工作、期许，以及他如何加强与华关系推动中国商业法改革。
Welsh表示，他当初之所以受法律吸引，不仅是因为这个领域考验人的智力，“还因为法律运作于现实世界中，不同于单纯的学术”。
“我认为兼具两个特点正是法律的引人之处。特别是在美国，拥有法律背景是做许多事情的前提条件，包括我现在担任的政府公职。这些是吸引我投身法律事业的原因。”
Welsh职业之路的第一站是当时的Mayer Brown律师事务所，他在这里由律师晋升为合伙人。后来，他前往芝加哥担任市政府公司法律顾问，担任芝加哥首席律师、市长首席法律顾问、该市法律总顾问。“这份工作棒极了。我做了约四年时间，期间要处理政策问题、充满挑战性的法律和政治问题，要同时应对错综复杂的大量事务，”他兴奋地说。
“我们芝加哥法律部门既要负责把一些案件上呈至最高法院，也要处理违章停车罚款单。我们要负责的事项真是多姿多彩，这段工作经历让我意识到，比起成为某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我更喜欢做法律部门的主管，因为后者需要我综合运用头脑的各个部分。”
“离开芝加哥后，我去了Ameritec [即今天的AT&T Teleholdings公司]工作，担任那里的副法律总顾问，而后又升为法律总顾问，这份工作我也十分喜欢。后来我又去了位于芝加哥的全球金融服务公司Northern Trust，担任法律总顾问。这些都是很不错的经验。在那些工作环境中，我喜欢自己能身兼政策顾问和法律顾问两种角色，并且能管理一个庞大的法务部门。”
今年早些时候，Welsh受命带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于中国举行的第19届中美法律交流研讨会。美国代表团由来自联邦贸易委员会、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和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成员组成。中国方面，参加的人员来自商务部和国务院法制办。
研讨会议题广泛，包括双边贸易、电子数据保护、大气污染防治等。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童道驰表示，中美法律交流为促进两国相互了解各自的商务法律制度、保障双边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是一份需要谨慎对待的责任，需要就一些可能引起争论的议题与中国的官员、学者和律师交流并提供建议。不过，就各方的反应来看，这次交流颇为成功，其中Welsh功不可没。
Welsh在演讲中设法为中美找到共同的基础，他反复提及四中全会所体现的中国政府的政策精神及原则，认为这些精神、原则与美国商业法治中所强调的东西是一致的。
他力主增加透明度：“若要加强商业法治，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正式颁布之前，须将草案于固定的地方公之于众，并预留一段时间，例如30天，让公众对这些草案发表意见。中国目前正在修订《立法法》，这为中国加强监管和立法的透明度创造了一个契机。在这些修订中加入强制性的透明度规定可以使中国的营商环境得到真正的改善 – – 如果修订能全面顾及影响企业的所有措施并让公众有足够的机会发表意见，则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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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在法律服务领域增加外方的参与，方式包括“允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国际律师事务所聘用中国执业律师。允许外国律师出席行政处理程序也有利于加强法治，其参与并非为了执业中国法律实务，而是就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提供建议，并对有关中国法律环境的影响提供信息”。
他还对四中全会政策框架内涉及的增加竞争公平和平等、重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反腐败进程等其他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Welsh向《商法》介绍，他这次访问中国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政府官员、学者和法律专业人士在商业法律改革问题上具有共识。“官员们专注于改进商业法治，并力图使制度变得更加透明和可靠。我认为我所遇到的学者和专业人士也会说他们的印象也是如此，”他表示。“事情应如何迅速改变始终是一个问题，政府以外的许多人都希望看到变化更加快一些，[但是]我认为总体上大家的主要思路是一致的。”
“中国商业法律制度发展下一阶段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将是挑战行政决定的可能性 – – 无论是通过法院还是某种申诉程序，因为这可能是确保决策追责制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决策追责制是四中全会的关键主题之一，因此它与最高层官员所阐述的原则是一致的。其将如何得到实施，又如何迅速地得到实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加大反海外贿赂的力度
在Welsh看来，贿赂外国政府官员是国际商业交易中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中国于2011年颁布相关法律后，下一步有必要考虑执法问题。“我认为中国应加大力度宣传反海外贿赂，并要像对待国内的腐败问题那样，同样严肃地对待境外腐败，”他表示。
“中国与美国同为全球经济的领袖，而作为全球的领袖，中国在全球商业伦理方面应该发挥领导力。若中国像在境内所做的那样，对[中国]企业的海外贿赂行为也展开调查并厉行禁止，将为世界所乐见。”
“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对付海外贿赂问题。中国最近参与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即涉及该问题。不过，世界同样也乐于见到中国加入经合组织海外贿赂组，该组织在反海外贿赂问题上得到了世界各大经济体的普遍认可。”
公平的竞争环境？
那么，在Welsh看来，中国的商业环境对非本土企业是否公平呢？“我知道，非中国企业似乎觉得竞争环境并不公平，”他回答道。“我不了解是否有任何地方的竞争环境称得上公平，但它们普遍认为是不公平的。在我看来，尤其是涉及到与国有企业的交易和竞争时，情况的确如此。在公司的设立和进行初始投资的过程中，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在企业的发展阶段，非中国公司的营运也处于显著的劣势。”
那么，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情况又如何呢？Welsh是否认为在美合法运营的中国企业遭遇过不公平的审查？典型的例子如2014年联想以21亿美元收购IBM的x86服务器业务。在这一交易中担任联想法律顾问的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向《商法》介绍了交易引起的重大问题，包括：政府应在何种程度上基于IT企业的国籍设定安全要件；以及，在网络安全顾虑已经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仍然接受业务透明的来自中国的跨国IT企业的投资。
Welsh在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我认为美国的制度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投资都非常开放，”他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急剧增加，所以我觉得统计数据已经证明，美国在中国企业眼里是投资的好地方。”
“其实就在几个星期前，[商务部]Penny Pritzker部长和商务部与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一个小组举行了一个名为‘选择美国’的峰会，其旨在鼓励外资进入美国。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约150名投资企业高层组团参加了这次峰会，这是所有国家中最大规模的代表团。”
“在我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显著地意识到，美国欢迎中国投资者，中国投资者则在美国看到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如果有需要，美国会注意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有巨大的投资机遇。”
IP保护的积极变化
知识产权保护是多年来深深扎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一根刺，不过Welsh将中国新成立的知识产权法院列为改革的正面例子。“这些法院相当新，它们如何履行司法机构的职责来保护非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将会有重要意义，”他说。“我认为，规则和规章在透明度方面不断取得进步 – – 包括公开征询公众意见，以及规则制定流程的一致性，不仅高阶法规如此，而且包括低阶法规在内的所有规则也是如此 – – 这些进步将显著地影响营商环境。”
他说，中国将重点放在扩大行政复议和诉讼方面也是在未来几年的关键，这有利于更多地将责任制植入行政决策体系。
“公允地说，尽管引入了知识产权法院，但知识产权保护及执法的不足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这是在中国营商的美国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或近乎于最大的挑战，”他说。“这个问题既涉及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涉及假冒和盗版造成的贸易损失。无论是娱乐、时尚还是科技等商业领域，所有类型的企业都向我们反映中国存在着假冒和盗版问题。”
“从长远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而且我还认为，随着中国本身创造出来的需要保护的知识产权越来越多，中国人自己也应该会更加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另一个可能有争论的领域是数据安全。鉴于中美双方最近互相指责对方的黑客和网络犯罪活动，很难想象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共同点，但Welsh已经发现了一些。
“互相合作可能为中美实现双赢的领域是我们所关注的，商业世界的网络安全便是这样的一个领域，”他说。“中国企业中有一些规模大、经营成功并且利润可观的互联网公司，而如果中国消费者对其在互联网交易中防范数据泄密、信息或资金被盗的能力失去信心，一些规模非常大的重要中国企业就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在法律交流基金会上谈到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有关改善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的框架。该研究所直属美国商务部，它的一名顶级专家作为演讲组成员在交流研讨会上发过言。我相信，就维护互联网商业交易安全，中美两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商业法治的进展
总体而言，对中国商业法律制度改革的步伐，Welsh作为美国官员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认为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进步的速度在加快，”他总结道。“根据我们在商务部收到的在中国营商的企业的反馈，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提供一整套强有力的商业法治体系方面，中国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和差距，但我认为中国毫无疑问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其中一项进步体现在法规、规章和透明度方面。例如，所公布的法规显著增多，找到适用的商业法规比以往更容易，有更多的新法规向公众征求意见，或者至少让公众可以在新法规实施之前对其进行检视。”
“在去年12月在芝加哥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讨论上，双方在一些措施上取得共识，在竞争法执法程序方面提高了水准，这就是中国法律制度运作方式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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