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外法律环境的一系列震荡，企业法务升级合规理念势在必行。程新报道
加拿大科幻作家和未来主义者卡尔·施罗德（Karl Schroeder）曾说过：“有先见之明不在于能够预见未来，而是为了尽量减少意外。”
中国的法律工作者未必都读过他的作品，却深谙其中的道理。不仅今年开始生效的《民法典》带来诸多合规压力，全球范围内数据隐私管控加强、地缘政治因素催生出的跨境障碍、层见叠出的新法和法律修订本出台，以及机遇挑战并存的新兴投资模式，均为法律合规工作增添不小的难度。
剧变当前，企业法务在合规理念、法务的企业角色和人才培养方式上正积极转型。比起一味追赶法律的传统做法，法务开始更加注重对监管变动的研习、洞悉和预判能力。
斯凯孚中国的法务合规总监赵庆涛说：“如何前瞻性地保障业务运营的安全和有效是今年的主要挑战。”斯凯孚是知名的瑞典轴承、密封圈制造厂商。
焦于外患
有人说全球化的进程淡化了国界，对此最为感同身受的莫过于因其经营资产、业务、人员或数据而须遵守各种境外法律法规的企业，以及在域外合规领域为企业护航的法务工作者。
“域外管辖权”指一个法域对发生在域外的行为主张其司法管辖权。（参见本刊《商法词汇》栏目，为您深入解析“域外管辖权”的概念和应用。）
内地企业法务在关注国内法律法规动态之余，亦必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美国和其他法域保持警觉，因为无论企业所处地域和业务范畴与该等法域有无实际交叉，其法律法规都可能对企业产生效力。
数据监管大概是域外管辖权的影响最为深切的领域。2018年5月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适用于全球范围内处理欧盟成员国居民个人数据，或向其提供任何商品或服务的所有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其生效前，全球各大企业纷纷改革升级自身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机制，更新条款与条件，以符合GDPR制定的更高标准，避免高额罚款。
“近年来，全球的隐私监管环境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剧变，”平安集团的法律顾问李珍妮说，“一系列新的隐私法律在世界各地陆续出台，看齐GDPR建立的新国际标准。”
GDPR仅仅是变革的开始。许多国家和地区参考GDPR，相继推出类似的数据隐私法律。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于2021年8月20日通过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即将于11月开始生效。中国对数据的入境和出境传输的管制一向严苛，《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延续了这一特点，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严格的此类法律之一。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外具有类似的域外管辖权，对内则将国内公司分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两大类，差异化管理数据境外传输活动。其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受到更严格的管控。
部分中国实体需要警惕的国外法律还包括美国的联邦法律《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规定非美国金融机构须在记录中检索在美出生或曾在美居留的客户，并将其身份和资产信息呈报美国财政部。
对于运营庞大数据库或具有国际金融业务的大型企业而言，完善的域外合规体系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其他企业则面临迥然不同的涉外挑战。在娱乐产业，产品的国籍往往成为其主要识别特征之一。电影业在疫情的冲击下已经千疮百孔，如今国际影视合作的前景又受到诸多因素的不利影响，有些因素则完全超出运营商的掌控范围。
“本年度在重要合拍影视作品合作方的主体资质评估因素中，增加了地缘政治因素，这是以往不曾显明的一个考量，”跨国传媒企业华谊兄弟的法务总监李璟珏说。
“部分国家或地区与我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对该等国家或地区企业参与的重要影视作品的市场准入产生快速且重大的影响，此类风险事后的补救几乎无法实现，只能通过事先更为细致严谨的风控给予警示，”她说。
中美之间的金融政治摩擦成为微芯片等科技产业的发展阻力，而在美上市的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也面临着来自双方的政策打击。
“中美国际关系变化、中概股境外上市风险增加，以及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力度及反垄断处罚力度增强，都为跨境并购交易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泰康资产管理的公司合规负责人周峰说。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的风险控制部负责人林良指出，对于拟上市的公司而言，赴港IPO可能是短期内的最优解。“部分已投项目及拟投项目因计划上市地变更需要重新筹划上市方案，上市预期时间延迟，”他说。
2020年，香港证券交易所迎来154家新上市公司，募集3980亿港元，募集资金为2010年以来最高。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数据，2021年上半年，香港共有46家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2132亿港元，其中前十大新上市公司均来自中国内地。近期，亦有许多备受瞩目的中概股从美国回归赴港二次上市，包括阿里巴巴、网易、京东、哔哩哔哩和百度。
从事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的企业必须积极采取措施，规避潜在的合规风险。中化国际的法律部总经理蒋文璐介绍，其部门开发了内部黑名单筛查系统，自动筛出具有潜在风险的实体，切实减轻人工筛查负担，同时保障完善的合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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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费事耗力的国际项目，很多企业会选择委聘外部法律顾问，为法务团队提供支援。平安集团的李珍妮认为，法律工作者之间跨境合作是应对复杂多变的跨域法律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外律师必须协同合作，共同处理本地和域外法律，”她说。
虑于内忧
中国正处在立法和司法的剧变时期，企业法务正勉力追赶监管变革的激进步伐。
英皇集团的法务合规总监陈咏铃指出，《民法典》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是近期新出台生效法律中对行业影响最大的两部，对公司日常涉及的业务和运营（如公司纠纷、合同纠纷、担保纠纷等）做出了新的调整和指引，并影响到公司法务的日常工作（如合同审阅、提供法律意见和合规提示）。
《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其中合同编作为七编中的第三编，澄清了电子合同的订立、合同保全制度，以及何种情形下非金钱债务违约方可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等问题。
《反垄断法》迎来自2008年生效以来的首次修订，将加重处罚不申报经营者集中、妨碍反垄断调查等不合规行为。而对大型金融科技企业的反垄断规制，与个人数据处理和跨境传输方面的监管，实际上都是为了防止大型数字平台对数据和技术信息不对称的不当利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正和《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正均于2021年6月1日生效，对各类侵权的惩罚力度均有所提升。
企业法务必须通过关注法律更新动态、参加研讨会、定期开展调研等方式，紧跟瞬息万变的监管形势，保证持续合规。法务同时也希望官方渠道能够提供更多诠释和指引，以便洞悉立法背后的实践意图，进而提高合规能力。
此外，市场上涌现出的各种新兴业务实体，对法务而言也是挑战重重。首批公募基础设施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近期在上海和深圳成功上市，广受市场欢迎，其广阔的前景对机构投资者充满吸引力。
同样异军突起的火爆投资模式还有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即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期日后并购非上市公司的“空白支票公司”。SPAC在美国市场大行其道，占2020年美股IPO总规模的将近一半。尽管赴美筹资目前面临诸多外交和监管障碍，对于寻求其他融资途径的国内企业而言，SPAC仍然极具诱惑力。
无论从监管亦或法律风险的角度，这些新颖的投资选择和传统渠道大相径庭，无疑为那些有意向企业的法律顾问增添了难度，因为他们可能要在短时间掌握复杂的新规则。
面对监管环境的趋紧，工银国际的董事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许汉伟警示，在过往被市场或外部专业机构认为潜在监管风险可控的部分交易结构，基于现行较严谨的监管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被认为在规避风险。
“除了考虑项目结构、条款在技术层面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以外，亦需考虑是否与监管意图以及监管精神相违背，”他表示。
商与法平衡
“法务与商务、业务[部门]实质上都是为公司创造价值的岗位，”中化国际的蒋文璐说，“只是由于分工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看待问题的关注点及思维方式会存在差异。”
商与法好比企业经营的阴阳二元，一方满腔热血，一方精明稳重，两者有视角冲突不可避免。不过，只要双方始终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共同目标，这种冲突是良性且有益的。
“当法务部门看到业务部门希望进行的商务安排存在风险时，单纯简单地指出风险，通常不能获得业务部门的认同，”英皇集团的陈咏铃说。
许多资深法务都赞同这一观点。法务不能仅仅作为公司业务的“反对派”，他们必须同时给出解决方案。
蒋文璐将法务的企业职能演变比作足球运动员的位置转换。他指出，传统法务更多承担守门员的角色，而如今的法务要学会帮助球队得分。
为此，法务除了要熟知与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外，还要了解业务本身，业务的性质、需求和战略目标，以及公司内部的运作模式。
“业务的引领者凭借其远见，驱使业务达到新高度，”平安集团的海外法务总监及联席公司秘书简家豪说，“为达到新高度，我们法务要与业务部门携手共同应对复杂的法律法规，进行法律风险评估，并提出商业上可行的解决方案。”
法务要学会转换视角，从业务部门的角度看待问题，以此为基准提供法律建议或解决方案。
“低风险不等同于零风险，”陈咏铃提醒，“在向业务部门提供提示建议时候需要进行清晰明确的风险提示，并就日后实际操作尽可能多提供操作指引。”
其他企业则以科技应变。根据周峰介绍，泰康资产管理搭建了“合规咨询机器人”智能化平台，以提高业务法务之间的互动效率，助力合规知识沉淀和积累。
任贤使能
域外合规、监管更迭和新兴业态，无不为企业打造和常备一支高效法律团队增添了困难。然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最终都在于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鉴于域外合规的压力倍增，法务团队的主管越来越多地将全球视野作为择选成员的一个核心指标。
“海外业务自身复杂性加大，重大业务需求激增，法律队伍的建设与培养压力剧增，”中油国际的总法律顾问兼法律事务部主任于海涛说。他主张“加强高端商务谈判和法律事务人才培养，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商务法律复合型团队”。
平安集团的简家豪指出，企业对数据和隐私法领域的精专人士有较高需求。“传统来讲，律师一般是一两个实践领域的专家，”他说，“如今跨学科专业的企业法务受到极大的器重，因为他们能精准结合不同实践领域，提供切实可行的合规方案。”
一项通用的团队建设原则愈发得到法务主管的重视，即各施所长，鼓励成员发挥个人优势。
“法务团队需准确把握每名团队成员专业优势，”中信银行的法律保全部副总经理文建秀建议。
在瞬息万变的监管环境中，法务要在打磨市场观、业务观的同时培养个人优势，势必不易。工银国际的许汉伟认为人员调度问题上应该具备配置弹性，他说：“我们的团队会考虑灵活运用外部资源，包括安排律所短期借调服务和由律所按项目提供意见。”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的林良认为“人员资历及从业经验与业务类型的匹配度，以及面对监管政策更新的研究能力”是团队建设的重点问题。
对于研究能力的看重，正好呼应了市场对法务分析、预判监管变动能力日益旺盛的需求。而要培养这种预见能力，在基本的专业知识外，法务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洞察力。
预见未来只存在于科幻作品，培养先见之明才是企业法务的明智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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