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积极推动司法和争议解决机制的现代化改革，成为法律科技领域的领跑者。叶锡义报道
想象一下未来，你的数字替身坐在你曾经的位置上伏案工作，兢兢业业。疫情加速了数字技术和技术赋能服务在各国司法界和争议解决机构的应用。疫情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法域并未停止科技变革的步伐，这已然成为了后疫情时代全面复苏的良药。
司法智能化
疫情期间，出行限制和远程办公成了家常便饭。各国的法院、争议解决机构和消费者平台都被迫线上办案。但疫情结束后，这些线上平台被永久保留下来，成了中国争议解决框架的一部分。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管理合伙人杨晨指出，虚拟庭审已经成为中国诉讼、仲裁和调解程序的“新常态”。“法庭、当事人、律师，还有仲裁庭，都越来越习惯使用虚拟庭审作为辅助性的数字工具，”他说。
汉坤律师事务所北京合伙人刘冬和顾问曾颖表示“智慧法庭”已经从想法变成现实。刘冬说：“在疫情期间，法院从线下转向线上办公，给当事人、律师和法官带来极大的便利性。”
“就我们所知……中国内地两家领先的仲裁机构都在2023年公布了新规。最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也公布了2024年仲裁新规。总结起来，有六大变化，都旨在提高效率，同时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新规提出的若干变化中，包括鼓励在仲裁程序中大规模应用数字技术。”
中国法院则更进一步，强制要求在司法系统运用人工智能（AI）。
2022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同时说明其目的是通过深化中国智慧法院的建设推动AI和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进而“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意见要求各法院到2025年基本建成“较为完备”的司法AI应用体系，到2030年建成具有“规则引领和应用示范效应”的AI应用体系。
刘冬和曾颖认为AI已为中国法院广泛接纳和应用。曾颖说：“我们可以想象在很多场景，AI的应用将大大提高生产力，降本增效，将从业人员从繁冗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棘手的分析工作。”
两位律师还提到，AI可帮助律师搜索和分析大量数据，从而识别出事件的规律和发展趋势，这样，律师可更高效地收集和管理证据。
AI能轻松地在海量的法律数据库中准确定位到最相关的法条、案件、条例和司法解释。在复杂的IP侵权案件中，可调用AI工具和算法作技术对比。这种做法准确度高，分析结果公正且安全。更重要的是，AI搜索可保证保密性和中立性，解决了人类核查最大的两个问题。
“中国法院有一个专门的立案组，负责对报案、控告和起诉等进行审查，对于符合诉讼标准的，决定立案，不符合标准的则不予受理，”刘冬说，“如果将立案工作交给AI筛查平台，立案组的法官就有更多时间处理庭前调解工作。”
淘汰在即？
AI能否替代传统的法律从业者和法律服务？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业内普遍达成的共识是，AI的颠覆不可避免，生成式AI将带来创新和提效的机遇，但不会威胁法律相关的职业。
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驻北京高级合伙人岳强认为传统的法律执业方式将继续受到AI的挑战。他相信：“AI确实正在深刻地改变法律行业的生态，大量基础的法律咨询服务将会迅速消失，这可能会直接淘汰掉一批法律从业者。”
“但是，我也看到AI对律师工作的一些有利之处：案件检索变得更容易，格式化法律文书的撰写变得更高效，AI法律产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案件，”他说。
有些律师坚信AI不能够，也不应该取代人类智慧。
刘冬认为，人与AI工具结合才是中国争议解决机制的未来图景。他说：“审判人员和律师依然是法律程序中的主导角色，而AI将辅助争议解决过程，但AI带来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
上海市太平洋律师事务所顾问黄荣鑫也认为AI“无法完全替代争议解决律师”，但“它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帮助准备材料，对争议解决带来巨大影响”。
安理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郭庆预测法官不会被AI取代，但技术将可完善司法体系。
“中国司法系统是全世界第一个发布区块链和AI司法运用意见的司法机构，明确了AI辅助庭审的作用，也确保司法裁决将始终由人类法官作出，司法权始终由庭审机构行使，司法责任也最终而审判人员承担，”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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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争议
数字时代的变革也在争议属性的根本变化中体现出来。
郭庆负责的诉讼案件主要涉及土地和房地产争议、环境污染、知识产权、劳动权益、网终安全与隐私保护。
谈到数字变革，她提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愈加重要。这包括与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和网络侵权相关的争议和诉讼。”
海润天睿所的岳强从执业经验总结出主要的争议形式：贷款、买卖（尤其是房屋销售）、服务和运输相关的合同纠纷。
“此外，侵权纠纷也很多，”他补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比以前更多，也更加复杂了。”
从业者预计数字资产将成为下一个纠纷“重灾区”。
常驻伦敦和香港的国际仲裁律师、礼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修（Matthew Townsend）观察到，随着“加密货币的寒冬”发酵，以及收到若干备受市场关注的破产案，包括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和加密货币对冲基金Three Arrows Capital破产的影响，该领域的争议案件将持续增加。
马修说越来越多的争议出现在交易所与流动资金提供者、技术提供者和第三方之间。“目前多个司法管辖区都有相关案件，当中涉及几个重要问题亟待法院的裁决，”他说，“包括开发者对用户的责任、消费者保护法和仲裁的重叠、黑客攻击后对匿名人士的索赔。
“尽管中国禁止使用加密货币，但中国法院已作出一些裁决，认可虚拟资产属于能够通过法律方式保护的财产。监于中国在该资产类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观察到许多案件都带有中国视角。”
非诉机制的兴起
至于中国未来的当事人将偏向哪种争议解决机制，律师们预计诉讼仍然是“主流”。
上海市太平洋所的黄荣鑫认为在中国，诉讼仍然是首选争议解决机制，尽管随着仲裁的专业化发展，他也看到国内仲裁案件的上升趋势。
“在国内的争议解决领域，独立且未涉及诉讼的调解案件依然很少，”他说。“事实上，调解通常是在诉讼或仲裁的过程中开展。”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北京商业争端解决业务负责人和副主任孙韶松，以及合伙人王峤提到最高院的一个统计，中国法院在今年上半年总计新受理了1696万宗案件，同比增长约11%。
“我们注意到，尽管诉讼依然是主流，但选择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当事人数量在逐年稳步增加，”孙韶松说。
此外，孙韶松和王峤指出，据贸仲在2023年9月发布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2-2023）》统计，2022年中国仲裁机构受理的案件数量同比增加14.3%，而调解仍然作为补充性质的争议解决渠道。
在郭庆看来，各争议解决机制的专业化发展和融合是大势所趋。“中国内地正发展和推动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这是未来趋势，”她说，“中国已经是利用仲裁解决民商事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
自1995年出台《仲裁法》后，中国已成立了超过270家仲裁机构，总计处理了超过400万起仲裁案件，争议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中国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改革加强了诉讼与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讼争议解决方式的衔接，”郭庆说，“不同争议解决方式之间优势互补是推动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运行的驱动力。”
“随着社会产业分工愈加成熟，争议解决也呈现出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中国设立了多种专业的法庭或仲裁机构，专门解决某一类纠纷，如商事争议、家庭纠纷、知识产权纠纷、金融纠纷和劳动纠纷。”
在消费者层面，刘冬和曾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科技的持续发展，网络购物和电商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各购物网站和手机应用已经推出AI争议解决平台，用来处理消费者提起的简单小额索赔和投诉，”曾颖说，“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将一直持续下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中国国内案件第三方资助（TPF）的可得性问题。贸仲委在2023年的工作除了继续推动仲裁规则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改革、完善IT系统和数字管理外，还包括持续探索国际仲裁最佳实践和创新，其中就包括TPF的问题。
黄荣鑫解释道，TPF在国内市场相对罕见，且因为曾出现法院认定诉讼资助协议无效的先例，导致TPF面临更高的风险。
杨晨说，这些案件提醒当事人“应当谨慎把握资助者的控制程序，法院一旦发现资助者过度控制和干扰诉讼，就会对法律程序的公平性提出质疑，这将影响TPF协议的效力。
“目前中国还没有出台专门规范TPF的法律，司法判例就成了理解TPF应用范围的主要来源，”他补充。
孙韶松和王峤引用了贸仲委在9月5日发布的新版仲裁规则。新规规定，获第三方资助的当事人必须在签署资助协议后立即向仲裁庭披露资助情况、相关经济利益，以及第三方的名称和地址。
曾颖对此充满信心，她说：“TPF目前在中国仍不常见，但它的接受度和普及度越来越高，相信未来在中国也会有一席之地。”
另一部与中国未来的诉讼解决机制息息相关的关键法律是将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民事诉讼法》。
刘冬表示，修订案“主要聚焦于优化涉外纠纷的解决程序，针对此类案件的诉讼和审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杨晨进一步解释，在26条修订案中，19条涉及涉外民事诉讼，涵盖问题包括管辖权、平行诉讼的处理、服务、司法协助以及外国判决和承认和执行。
郭庆观察到，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以来，民诉法在简化民事诉讼程序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现已建立起一个成熟的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立即修改了相关司法解释，开创性地建立了司法确认、独任法官审理、小额诉讼、简易诉讼和在线诉讼等制度，这也显示了这部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她说。
“该法律推动了案件按复杂度、严重度和速度的分流，让‘简单’争议的当事人能够以更公正、高效、便利和经济的方式解决争议。”
科技无疑能够减轻法律和司法系统从业人员的工作负担，但他们的任务仍然繁重。黄荣鑫说：“随着AI技术日趋成熟，律所使用AI办案的能力也将成为他们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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