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此前曾讨论过文化对法律程序和整体法律体系的影响（见《商法》第11辑第3期《法庭中的文化因素》和第13辑第9期《介入诉讼人》），以及文化对交流的影响（见《商法》第5辑第10期《跨文化交流》）。
当然，“文化”一词使用须谨慎，要避免刻板印象。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因素确实具有相关性，但无论如何它也只是决定如何解决争议、如何做出决策以及采取何种措施的其中一个因素。文化本身不大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与文化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多元化”。这是文化、种族等高层次因素的产物。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超级多元化”一词，它描绘的不仅是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多元化，还包括这些群体内部的多元化。其范围不再局限于高层次因素，而是检视因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性别和年龄等特定因素而产生的多元化。
“超级多元化”一词常在涉及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时使用，因为在过去几十年，有大量移民涌入这些国家，形成了多文化社会。该词也常被用来形容与法律和法律体系相关的议题。2019年，新西兰律师协会承认，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确保新西兰的超级多元化不会削弱法庭系统保证人人享有司法正义的能力”（本专栏曾讨论过正义这一话题，见《商法》第11辑第7期《正义的概念》）。
本期专栏将介绍亚裔澳大利亚律师协会（AALA）最近与超级多元化和多元化相关的两个倡议——2025年12月发布的《超级多元化行动计划》（下称《计划》）和同年11月发布的《2025年文化多元化快报》。
超级多元化行动计划
《计划》称“超级多元化”是“一个用于描绘高度多文化和多种族社会的词”。为什么发布这个计划？为什么需要加强文化和语言多元化当事人（CALD）诉诸司法的权利？报告作如下解释：
历史上，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移民潮。现在，每一年仍有众多移民涌入，各群体间文化差异愈加明显，澳大利亚超级多元的人口在不断壮大。这让法庭和各类裁判机构的任务越来越复杂、棘手。如何确保CALD当事人平等享有司法公正？这个问题尤其严峻。决策者们通常要面对英语能力有限，甚至对澳大利亚法律体系不甚了解的当事人。
鉴于上述问题，AALA撰写了这份《超级多元化行动计划》，向澳大利亚司法机构、审判机构、决策者和公众提出建议，以期解决澳大利亚法律体系和程序中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当事人面临的挑战。
《计划》提出多项建议和提议，其目的都是“让CALD当事人在澳大利亚法律体系中各个领域更好地享有司法公正，提升法律体系的文化响应性”。一个具有文化响应性的法律体系应对文化、种族、宗教和语言障碍等因素保持敏感。《计划》提出九项建议，下文总结了其中三个。
法律素养和社区教育。《计划》建议与CALD社区服务提供者合作“制定和执行有针对性的法律普及策略，确保法庭和裁判机构能够为CALD当事人所用，具有文化响应性”。其合作包括向社区法律中心提供支持，开发多语言法律资源，普及澳大利亚法律体系的基本知识，及其与其他国家法律体系的差异。
构建文化能力。《计划》建议为司法官员和裁判机构成员提供文化能力培训，并持续进行意识教育，“以消除他们与CALD社区合作时潜意识的偏见、刻板印象和预设”。《计划》还建议制定全国文化多元化法官手册。本专栏此前曾介绍过，法官手册为民事和刑事诉讼等领域的法官提供指引（见《商法》第11辑第3期《法庭中的文化因素》）。
例如，澳大利亚出版了多本法官手册，就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习俗和文化为法官提供指引。此外，计划建议在律师的法律教育和职业发展培训中加入文化能力建设。
提升口译员的使用。《计划》建议在法律程序中的每一个阶段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当事人提供全额资助、经过认证的口译员，确保司法公正、捍卫程序正义。此外，口译员的认证流程应包含专业法律口译资格，采用法庭口译员规则，减少许多CALD当事人遭受的不便，确保口译服务水准始终如一。
《计划》还提出多项行动，回应下列重点议题：
-
- 信息：哪些措施能够帮助CALD当事人更容易获取有关澳大利亚法律体系的信息，包括审前程序和法律教育；
- 管理程序：哪些最佳实践方法和实用技巧能够用于管理涉及CALD当事人的程序；
- 证据：在识别、评估和采信文化证据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 培训：如何通过培训提升司法官员和法律专业人士对文化和超级多元化的影响的意识？
《计划》特别强调了超级多元化的重要性：
超级多元化是当代澳大利亚社会的标志性特点。在过去几十年，移民模式不断演变，CALD当事人在庭前面临的情形也已不同，但有一点却始终如一：澳大利亚的司法体系对很多人而言依然难以驾驭。本文件提出的建议和提案——从通过文化报告解释罪犯背景（如涉及文化问题）到聘请大律师的公平做法和利用现代技术提高口译员服务——均旨在推进程序公平，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
2025年文化多元化快报
这份快报是继2015年报告后对“法律职业澳大利亚亚裔话语权图谱的更新”。快报中提到：
尽管数据显示亚裔在法律职业中的占比在上升，但他们主要集中在初级岗位。快报显示，高级职位——从事务律师到大律师和法官——中的比例代表依然与其他族裔有鸿沟。
澳大利亚法律职业和法庭中文化多元化的水平之低，从以下几组数据可以显现：
- 2025年，几乎每五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一个有亚洲血统，但在法律界，每18个律师中只有一个是澳大利亚亚裔；
- 按目前速度，至少要70年后，澳大利亚亚裔才能占法官的17%，相当于澳大利亚截至2021年的人口结构；
- 过去十年，联邦法庭中法官的数量从154人上升到190人，但澳大利亚法官官员的数量只增加了四人。
有趣的是，2025年快报注意到，叫Michael的同名法官有62名，多于亚裔法官的40名。
维多利亚省郡法院法官Sharon Burchell在2025年快报的评论中这样说道：
多元化不会软化法律，相反，它会让法律更加敏锐。有了多元化的视角，思考才更深入，合法性才更站得住脚。多元化让我们能够先了解故事全貌，再为其书写结尾。不论在哪个法域，都是观点和视角的多元化让普通法得以不断发展，历经代际变迁，依然焕发生机。
提升法律职业和法庭中的多元化是各法域的关键课题，其重要性不应被忽视（更多有关多元化的讨论，可见《商法》第11辑第1期《华人法律先锋》）。
作者是澳大利亚亚裔律师协会《2025年超级多元化行动计划》的顾问，该计划基于Mai Chen与作者于202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澳大利亚法律中的文化与语言多元化当事人——新西兰视角》的问题报告。
葛安德曾在上海以外国律师的身份执业（1996-2006），而后回到母校澳大利亚墨尔本法学院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葛安德现在是墨尔本商业法中心公司法与金融监管研究项目联合副主任兼亚洲法律中心荣誉副主任（商业法）。葛安德亦曾在澳大利亚国内外多家组织、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担任顾问。于2020年至2024年，他担任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的特别顾问兼代理总法律顾问。
